中国古代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辉煌成就，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在“西学东渐”潮中，国人开始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时期建立起若干科研机构，科技发展具备了一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事业受到高度重视。科技实力持续提升，从跟踪、模仿逐渐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阶段，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意义重大的辉煌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建立起完整的科研体系，尝试自主研发，在“两弹一星”、大庆油田、青蒿素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方面取得技术上的新突破。改革开放后，中国强调引进和追踪国外前沿科技，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温超导、汉字激光照排、“银河”高性能计算机和载人航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部分科技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中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涌现了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港珠澳大桥、探月工程和国产首架大飞机C919等成就，步入历史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通过成立中国科学院、调整全国高校院系、“156项重点工程”“十二年远景规划”“向科学进军”等举措，逐步建立起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体系。

　　1956年，中国制订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远景规划》），其目的是尽快补足短缺而急需的科学技术门类，并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政策。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编制《十二年远景规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实施的“156项重点工程”，是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起步的标志。在冷战时期遭受封锁、禁运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向中国提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资源、电力、钢铁、化工、机械、飞机、仪表、无线电、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大型现代化工厂，填补了诸多工业与技术领域的空白，一举扭转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落后局面，使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使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与技术体系的雏形，改变了中国的产业布局。

　　“两弹一星”是指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研制核弹、导弹以及人造卫星为重大突破的一系列科技成就。标志性事件有：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加强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建设，培养了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等科技英才，造就了一支科技骨干队伍，开展了一大批探索性的研究，掌握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开拓了一系列新兴学科，填补了众多尖端技术的空白，有效支撑了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是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科技的成功典范。

　　中国有限元法创始人冯康于1965年发表了《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这是他在承担一系列大型水坝计算任务后，通过系统理论分析和总结，独立于西方而创造的有限元法的基础。冯康提出的有限元法连同对哈密顿体系的辛算法和自然边界元法，对计算数学有重要的贡献。

　　冯康的有限元研究不仅为中国的科学计算与计算机应用领域做出了贡献，还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是中国科学自主创新的代表性成就。

　　中国在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由数学家华罗庚领衔。1950年，华罗庚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组织数论研究讨论班，选择“哥德猜想”为主题。在此问题的证明上，讨论班的学生王元、潘承洞和陈景润等后来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绩。

　　陈景润在1966年推进了华罗庚在“哥德猜想”方面的工作，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1+2）”，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国际数学界称之为“陈氏定理”，至今仍在“哥德猜想”研究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青蒿素是“523任务”（即寻找用于预防和治疗热带地区抗药性恶性疟疾的抗疟新药）的标志性成果。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于1969年1月接受“523任务”，屠呦呦是主要负责人。

　　1971年，屠呦呦受《肘后备急方》的记载启发，使用提取青蒿素，获得的中性提取物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经验证实测有效。后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完成青蒿素的结构测定。如今，青蒿素已成为国际上用于治疗疟疾的最主要药物之一，挽救了无数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贫困地区的儿童。屠呦呦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杂交育种对中国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意义极为重大，相应的技术是自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在杂交高粱、小麦、水稻等农作物方面均有相应的成果。

　　尤其是在杂交水稻方面，1964年，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利用不育系进行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1970年开始研究三系稻，1973年育成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成功。1973年开始研究两系稻，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后来，经袁隆平等几代育种工作者的研究和推广，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已经累计种植了超过5亿公顷，增产粮食达6.25亿吨，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解决抗生素的国产化问题。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先后尝试了青霉素、链霉素、合霉素等少数几种抗生素的试验研究。

　　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已能生产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合霉素、氯霉素等多个品种的抗生素，满足了国家的需要。在此后的发展中，中国还在头孢菌素、半合成抗生素和农用抗生素等药物的研究和生产方面取得了突破。2018年，中国出口抗生素81741吨，是名副其实的抗生素生产大国。

　　1958年11月，石油工业部同意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旗设立松基三井。1959年9月，松基三井第一次喷出了工业油流，宣告大庆油田正式发现。1976年达到稳产的大庆油田的建设，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古新星新表》是中国科学家运用丰富的古代典籍资料完成的一项影响国际射电天文学发展的重要成就。

　　1955年，席泽宗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商时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记录。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外科学家的重视。1965年，席泽宗与薄树人合作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

　　这两篇文章为提高中国在国际天文学界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西方研究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等天体时，引用这两篇文章达千次以上。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在国际科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范例。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20世纪50年始，刘东生（被誉为“黄土之父”）对黄土的层序划分、结构与构造、黄土成因与演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刘东生在黄土研究工作基础上，开展了古地磁地层学、土壤地层学、矿物地层学、热释光年代学、地球化学等研究，并在1985年总结出版了《黄土与环境》。

　　黄土研究揭示了新生代以来全球干旱化的机制、规律和人类活动对干旱的影响，带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青藏高原隆起等方面的研究。黄土研究是中国长时段深入开展自然资源环境研究的代表性成就，对世界地球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提出要人工合成胰岛素。1959年起，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先后参与其中。1965年，中国科学家获得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并在生物测试中取得成功。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为国内X射线晶体衍射应用于生物大分子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以后蛋白质多肽合成的发展以及氨基酸等生化试剂的生产开辟了道路。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消灭了天花。1960年，中国成功自行研制了500万人份的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活疫苗。1962年，病毒学家顾方舟成功研制脊灰活疫苗糖丸。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儿童计划免疫，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通过预防接种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取得了成效。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中国为无脊灰国家。

　　血吸虫病曾是流行于中国南方12个省的重大传染病。在控制血吸虫感染方面，20世纪80年代前，以消灭钉螺为主，个体防范为辅，医疗设施免费提供五氯酚钠等药物；1990—2003年，以化学治疗、传染源控制和强化监测为主要防治策略。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流行病学、血吸虫病检验技术和钉螺控制均有进步。

　　病毒学家汤飞凡等在1956年发表了沙眼衣原体（当时人们称其为沙眼病毒）的研究成果，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分离沙眼衣原体。

　　中国依靠自身的科研力量，控制或消灭了数种烈性传染病，在攻克疾病过程中发展了医学、生物科学等，对中国和世界的卫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研究极其重要，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自然条件和资源，还包括经济基础和历史发展特点。1951年，为配合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了一支考察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情况的工作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次综合考察。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成立，此后开展了黑龙江流域、新疆、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云南紫胶与南方热带生物资源、西北地区治沙、青藏高原等综合考察。

　　1990年，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科学考察工作基本完成后，中国科学院设立“中国北方及其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察”“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等项目，推动了中国资源科学的形成和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资源科学研究实力增强，还进行了全球资源研究，参与了跨国科学考察、极地资源考察和海洋资源考察。中国的资源科学研究将帮助全世界更好地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资源，支撑可持续发展。

　　1976年，数学家吴文俊在研究《九章算术》等古算书时，把中国传统数学中几何代数化的思想概括为机械化思想，得出了“中国传统数学的机械化思想与现代计算机科学是相通的”结论。

　　1977年春，吴文俊首先提出用计算机证明平面几何定理的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通过该方法，他不仅证明了西姆松定理等几何定理，在1978年还证明了初等微分几何的一些重要定理。

　　万吨水压机和“九大设备”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为应对禁运封锁决定自行研制的大型设备，共包括1000多台机器。这些基础装备是中国装备制造技术的里程碑，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此类设备的国家。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陆续投产，为中国的工业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1977年，中国恢复重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科技管理机构，恢复高考，加强科技人才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建设。科研领域面貌的转变，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声。

　　1978年，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做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中国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实施863计划、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启动知识创新工程等一系列措施，在高温超导、三北防护林、三峡工程、载人航天、大秦线重载列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部分领域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为科技事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正确路线开启了先路。

　　1985年，中央正式启动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1986年正式实施科学基金制，并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1993年，中国科学院实行院士制度。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这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促进了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该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实施初期选择了7个高技术领域，随着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变化，国家适时地对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将水稻基因图谱、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超导技术、信息安全等纳入其中。

　　1997年，中国瞄准科学前沿和国家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选择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基础研究领域，力争有所突破。1998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开始实施，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交叉与重要科学前沿等领域部署了一批项目，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竞争力的创新成果，提升了中国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和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能力。

　　863计划和973计划，曾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了适合国情的高技术和基础研究发展道路，带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6年，国家制订了《十二年远景规划》把发展半导体技术作为紧急措施之一，中国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半导体研究。

　　自集成电路出现后，在西方技术的严密封锁下，中国半导体产业自力更生，从小规模集成，经过中规模集成，很快发展到大规模集成，使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迅速提高。除硅和锗等第1代半导体材料，中国还陆续研发了第2代、第3代半导体材料，如砷化镓、磷化铟、氮化镓、碳化硅、宽禁带氧化物等，广泛应用在信息、电力电子、微波射频和光电子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金年会官网，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缓慢，同国外的差距拉大。2000年前后，中国陆续启动了一些重大项目。尽管现在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与国外还存在差距，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它再次焕发了生机，向国际先进水平奋起直追。

　　重大工程离不开重大技术装备。1983年开始，为了确保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重点技改工程的建设需要，中国开始实施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至1995年，共组织了约400个重大技术装备课题研制任务。比如，年产千万吨级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大秦线重载列车、煤炭海运系统成套设备、超高压输变电成套设备等。

　　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实现了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目的，带动了能源、材料、交通和装备制造等诸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自1990年运行以来，取得了一批在国际高能物理界有影响的成果，同时作为同步辐射光源开展了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生物和医学、环境科学、地矿资源等交叉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达到“一机两用”的目的。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并投入运行，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为此后中国设计、建造与运行大科学装置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汉卡，是一种使计算机具有或者提高汉字处理能力的扩展卡。1978年，计算机专家倪光南主持研制了“111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实现了汉字的输入、编码、存储、显示、打印等功能，该系统是国内最早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之一。到1983年，他主持研制出“LX-80汉字图形微型机”，将原来的实验系统发展成为一个实用的汉字处理系统。1984年底，倪光南主持开发了联想汉字系统，并于次年研制出第一代联想式汉卡。

　　“三志”是指《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三志”全面揭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在全球生物界的地位、作用以及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为其他生物学分支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金年会下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农林牧渔、医药卫生领域中的有害生物防治提供了综合信息与基础资料，为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978年5月，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巨型计算机方案论证和协作会议。1983年12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台亿次电子计算机系统——银河-I，顺利通过国家鉴定。银河-I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世界上研制巨型计算机的行列。

　　此后，中国陆续研发了银河-Ⅱ、银河-III、天河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对加强中国的国防实力、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超导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1987年，物理学家赵忠贤及其团队在钡钇铜氧材料中发现了临界温度93开的液氮温区超导体，并在世界上首次公布了其元素组成。

　　2008年，赵忠贤提出了高温高压合成结合轻稀土元素替代的方案，带领团队很快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开以上，创造了55开的纪录并保持至今，为确认铁基超导体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提供了重要依据，实现了中国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第二次突破。

　　激光照排，是把每一个汉字编成特定的编码并存储到计算机，输出时用激光束直接扫描成字。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实际上是电子排版系统的大众化简称，它源于北京大学图印自动化的总体方案。

　　1975年，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开始主持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开发出构思新颖的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技术、高速度还原技术和不失真的文字变倍技术，这正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核心。

　　这项突破，解决了汉字激光照排的关键难题，打开了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大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中国计算机应用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

　　198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发现了澄江动物化石群，并对其进行大规模采集和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第一次生动再现了距今5.3亿年前海洋动物世界的面貌，为揭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奥秘提供了科学依据。

　　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基于多年持续的大规模野外调查和发掘，开展了辽西热河脊椎动物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原创成果。对早期鸟类、带毛恐龙、原始哺乳动物和早期被子植物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科学界对早白垩世陆地生态系统的认识，对研究脊椎动物许多类群的起源和系统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对距今12万~8万年前东亚地区最早的现代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中国科学家提出了现代人在东亚出现与扩散的新假说，为研究东亚人类演化规律提供了重要化石证据，将中国古人类演化研究推进到国际前沿水平。

　　中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确立以创新为首的发展理念，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这段时期，中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随着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港珠澳大桥、探月工程、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国产首架大飞机C919、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成就举世瞩目。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在完成各项使命后，于2009年按预定计划受控撞月。嫦娥三号自2013年12月成功着陆月球后，首次使用新研制的测月雷达完成了首幅月球地质剖面图。2018年发射的嫦娥四号首次实现了人类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嫦娥五号将执行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并起飞返回地球的任务。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为人类和平利用月球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誉为“生命的圣杯”，对揭示人类生命规律和实现精准医疗具有重大作用。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首先在美国启动。1999年，中国参与和承担其中1%的任务。2003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政府首脑宣布该计划结束。

　　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意义重大。中国分享了该计划积累的技术和资料，为中国发展基因组技术和建设科研队伍奠定了基础，让中国在未来生物技术与产业领域拥有了话语权，促进了中国生物信息学、生物功能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发展。

　　大科学装置是用于科学研究和多种应用的大型复杂技术装置，对于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提高国家科技水平，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是中国自主创新设计和研制的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大视场望远镜，也是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被誉为“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综合性能10倍于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SSRF）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一台150兆电子伏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一台全能量增强器（周长180米）、一台3.5吉电子伏的电子储存环（周长432米），以及首批七条光束线和实验站。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在建设大科学工程实验装置方面，具备了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和技术集成能力，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武汉P4实验室）是中国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研究和开发中心、烈性病原的保藏中心和联合国烈性传染病参考实验室。它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和生物防范体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和生物安全平台支撑作用。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此类研究装置的国家之一。

　　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于2016年8月16日发射升空。墨子号量子密钥分发技术比地面同距离光纤量子通信水平提高了15个数量级以上。该技术突破不仅使得中国具备了对光纤无法覆盖的地区（如中国的南海诸岛、驻外使领馆、远洋舰艇等）直接提供高安全等级量子通信保障的能力，并将为中国未来构建覆盖全球的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此外，量子通信的京沪干线年正式开通。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处于全面领先的地位。

　　中国建设的这些大科学装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为多学科前沿探索提供了先进的实验平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促进和拉动了国家高新技术发展，为国家大型科研基地建设奠定了基础，提升了参与国际合作的地位。

　　神舟飞船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的飞船，具有起点高、具备留轨利用能力等特点。

　　1999年11月，神舟一号飞船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是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发射的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是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行器，于2003年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之后，神舟七号航天员实现了中国人首次太空漫步。2011年11月1日，神舟八号载人飞船在经过了较大的技术改进后发射升空，之后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2011年9月29日发射）进行对接，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突破了空间交会对接及组合体运行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搭载着2名航天员，于2016年10月17日成功发射，与天宫二号实验室（2016年9月15日发射）对接，进行人在太空中期驻留试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开展地球观测和空间地球系统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技术和航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和试验。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之后的第三个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1994年，中国正式开始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北斗一号）的研制，并在2000年发射了两颗静止轨道卫星，实现了区域性的导航功能。2003年发射了一颗备份卫星，完成了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的组建。

　　2009年，北斗三号工程正式启动建设。2018年12月26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开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时代。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也是目前世界下潜能力最强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对于认识、开发、利用深海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2年6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

　　从2013年起，蛟龙号正式进入试验性应用阶段。2014年12月，蛟龙号首次赴印度洋下潜。2015年3月，蛟龙号正式“安家”于青岛。2017年3月，蛟龙号在调查区域发现了热液喷口并获取了硫化物样品。2017年，蛟龙号顺利完成了大洋38航次第三航段最后一潜，标志着试验性应用航次全部下潜任务完成。

　　截至2018年11月，蛟龙号已成功下潜158次，将于2020年6月—2021年6月执行环球航次。

　　高速铁路（简称高铁）是世界铁路的一项重大技术成就，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铁路线路结构、列车牵引动力、高速运行控制、高速运输组织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和工业水平。从20世纪90年始，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技术引进”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赶超，成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中国高铁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截至2019年6月，全国高铁已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0亿人次。其中，动车组交会以420千米/时的速度创世界纪录，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实现350千米/时的商业运营，全球首套高铁自动驾驶系统完成现场试验等，中国高铁一系列成就令世界瞩目。

　　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位于中国广东省伶仃洋区域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港珠澳大桥于2009年12月动工建设，2017年7月实现主体工程全线月开通运营。

　　港珠澳大桥工程具有规模大、技术新、难度大的特点。例如，为了保证大桥使用寿命达到120年，港珠澳大桥建设几乎用了世界上最苛刻的标准；为了实现沉管在海底的毫米级对接，对隧道基槽开挖提出了0~0.5米的误差控制范围，堪称“海底绣花”。

　　港珠澳大桥作为中国交通史上投资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建设要求及标准最高的工程之一，是中国从建桥大国转向建桥强国的一座里程碑。港珠澳大桥与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只是中国工程科技70年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工程师在诸多领域已经站在世界前沿，正创造更多的奇迹。

　　1987年11月，中国第一个TACS（一种全入网通信系统技术）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业使用。20多年来，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2G时代到3G时代，实现了在国际上的奋力追随。在2012年开始进入的4G时代，中国主导的TD-LTE成为世界主流标准，实现了在国际上的齐头并进。

　　2013年，中国成立IMT-2020（5G）推进组，负责协调推进5G技术研发试验工作，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建立5G交流与合作机制，推动全球5G的标准化及产业化。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5G技术的研发方面，已经位居世界领先行列，体现了民营科研机构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