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作为造型语言的一种，在人类文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从古至今绘画艺术一直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乃至不同立场的人们交流时乐于接受的语言方式。

　　在华夏五千多年文明长河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在广泛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包容性、开放性。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是五千多年中华文化史的重要构成，也是民族精神的艺术表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演进中得到清晰明证。

　　据《拾遗记》所载，我国古代周朝时就有来自渠胥国名叫韩房的画家参与绘画创作活动。此后，秦朝时又有来自骞烈国的画师进献画作。这是我国绘画艺术与域外交流的较早记录。西汉初年，来自古波斯地区的“天马蒲桃（葡萄）”成为绘画、雕刻的流行纹样。汉明帝时，派遣蔡愔使达印度，蔡愔回国时不仅带回大量佛教艺术品，还包括大量印度僧侣。佛教艺术自此传入我国，并对我国本土绘画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新疆、甘肃地区的石窟壁画遗存中皆可寻到痕迹。

　　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彼时来自域外的著名画家是吐火罗国人尉迟乙僧，其画艺高超深受朝廷器重。尉迟乙僧以明暗阴影手法描绘花朵叶片的翻转向背，这种画法被称为“凹凸法”，因当时唐朝本土画家不能为而成一时风尚。这虽是一则轶闻，但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展现出的开放胸怀和包容心态。另有史载，活跃于我国唐五代年间的域外画家具名可考者有：悰云、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尉迟跋质那、昙摩拙义、金刚三藏等，他们大多来自古西域诸国、天竺等地。

　　明清之际，更多西方画家来到中国，带来了当时西方流行的造型样式和艺术理念。明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把立体表现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受此影响，中国本土画家曾鲸等人创立“波臣画派”，为中国画创新进行了积极探索。曾鲸的探索对后世中国人物画创作积累重要的传统经验，这种中西互参的艺术实践在清朝初年达到鼎盛。

　　清康乾时期，进入清廷专事绘画的外国人日渐增多，知名的有有焦秉贞、郎世宁等人，传教士的创作受到清朝政府认可，其作品还被刻制成版画以便流通推广。他们的艺术实践，为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画改良提供了有益参照。此外，当时中国本土画家吴历等人在创作中主动吸收西方绘画中的空间塑造因素，并据此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革新，也形成了新的艺术潮流。

　　因此，我们今天回溯中国艺术语言形态的形成演化可以看到，中国艺术脉络赓续不是在封闭状态下自发完成的，而是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中逐渐生成的。换言之，正是得益于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国艺术才始终保持勃勃生机。

　　▲7月12日，“文明大观：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主题展览在浙江杭州亮相。图为现场复原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吸引参观者。（图片来自中新社）

　　从汉始，大量丝绸辗转运往西方，远销到中亚金年会app、西亚、地中海东岸和罗马各地，东西方交通渐趋发达，形成了一条贯通欧、亚的大通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最初以运输中国丝绸为主的交通线称作“丝绸之路”。据《汉书》记载，汉武帝于“丝绸之路”上设置了诸多驿站，“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这些细节在新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有记载。更为直接的证明发现于敦煌壁画中，许多经变故事画生动反映了古丝路驿站接待来往客商歇息食宿、饲喂驼马的场景。

　　鼎盛时期的古丝路得到了当时各国的热烈响应，纷纷在商路沿线设置服务站点。罗马地理学家伊西多尔著作《帕提亚驿置记》一书中，就详细罗列了古代安息国内大道上的驿站设置，古代大食境内，至今还可以看到书中谈及古驿站残基。伊西多尔把古丝路诗意地比作夜“空中的银河”，驿站恰似一座座“明灯”，从古长安一直连接到当时的地中海。因此，古“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实现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通道，为使中华文明始终能够革故鼎新、生机勃发的生命状态提供了重要外来因素。

　　近代以来，“丝绸之路”畅通条件下形成的放眼看世界的潮流一直未曾停止，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深入人心，形成时代共识。这种时代共识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清末近代中国第一次留兴起，大量中国人留学海外，中外文化交流陡然频繁。细数这份留学生名单，我们不难发现对近画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画家大多名列其中：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陈之佛、丰子恺、傅抱石等。可以说，没有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绘画艺术。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推动文艺发展为初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相继出台。1951年，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4月正式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为新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具包容性的空间。1964年9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当时条件下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保证，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第一个的到来作好准备，中国画领域随之产生一大批经典作品。

　　我们还应该看到，作为商贸文化交流重要通道的“丝绸之路”，其作用是双向的，不仅给我国带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成果，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便利。

　　唐朝中期，人们将海上丝路称为“通海夷道”，当时出海贸易的中国船只被各国人们称赞为“福船”“宝船”。随着出海船舶贸易的繁盛，在输出丝绸、瓷器、铁器、漆器等的同时，也将包括中国化之后的佛教以及相关绘画作品带到东亚、南亚诸国。

　　为实现弘法愿望，同时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鉴线次失败，终于得以在唐天宝十二年到达日本。当时的鉴线岁的失明老人了，他渡海成功后受到日本举国欢迎，并于后来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唐招提寺，把唐朝先进的礼制、文化、科技带到了日本，为日本医学、建筑、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至今，日本仍然沿用“唐绘”一词指代传统经典绘画。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凸显中国文化的和平与包容。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展起来的瓷器贸易，始于宋元之际，此后延续数百年。我国的青瓷、青花瓷、白瓷远销到欧洲诸国，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成为上层社会竞相追求的奢侈品。这些瓷器的简洁造型和精美图案，对当时欧洲的艺术流行趋势产生重要影响，欧洲18世纪兴起的“洛可可”艺术风潮与中国青花瓷流行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后印象派绘画的发生与日本浮世绘有密切关联，而日本浮世绘的源头则是中国古代木刻版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木刻版画是后印象派绘画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

　　综上所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金年会下载。文明交流互鉴既是新时代主题，又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以来，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成为艺术实践的时代命题。中国美术馆牵头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通过展览、论坛、互访等形式实现文化交流，积极推动“丝绸之路”共建国家和地区艺术交流，并已形成机制化、常态化、系列化，为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做出创造性发展。

　　看今朝，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指引下，共建国家的文化交流已经结出累累硕果，艺术之花绚烂绽放，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由宏伟愿景逐渐成为美好现实。（完）

　　王伯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供职于中国美术馆，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美术现象及艺术家个案研究，同时致力于创作实践，提出“写意重彩”概念。作品入选第十一、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第四届北京国际双年展，全国首届壁画大展，第三、四届全国综合材料绘画双年展；出版专著《油画中国风——董希文艺术思想源流与实践》《风筝不断线——吴冠中艺术思想中的乡土情结》《论道当代——主题访谈19篇》《王庐记——我和我的写意重彩画》；第一、三届全国美术高峰论坛优秀论文。